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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宛青说：“没有，东建的人联系我了，我先回办公室拿资料，很多地方都还要讨论。你跟佩蒂解释一下，说我有工作。”
杨会常点头：“她没事。你赶时间就开我的车去，一会儿我让司机来接。”
“好。”傅宛青拿上咖啡走了。
“路上小心。”杨会常朝着她的背影道。
她走到车边，打开白色杯盖，仰头全喝了，也没尝出什么苦味。
硕士最后一年，她的眼睛常干涩得厉害，酗咖啡也厉害。
她的毕业论文改了一稿又一稿，打印好的稿子翻开来，新的备注底下是旧的，比如，“这里逻辑太跳了，补充完整”，“这一段重复。”
她时常分不清是几号，上一次出门是前天，还是大前天，只有电脑屏幕的蓝光照着她，把她的脸照得发青，像个幽灵，结论部分改了无数次，可解构主义和后现代话语，德里达和利奥塔还在段落里打架，谁也不让谁。
她外头装作老练，其实胆没那么大，思想更是消极，碰到一点事就偏激、极端，不断给自己压力。
小时候她以为，有那么一个疯掉的妈妈会完蛋，长大了回京读书要遭故人白眼会完蛋，更大一点儿，又觉得离开李中原会完蛋，写不好毕业论文是完上加完，那意味着，她既丢了爱情，也没了学业，将来还没有工作，前面十几年，她为了争取一个坐在此处学习的席位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悉数东流。
可她顶着风往前，随行就市，侥幸存身，依然走到了今天。
那就说明，生活虽然糟，但不会轻易就被打败，能定义某个人的，也绝不是一段未竟的情感，或者一篇快到截止期的论文。
傅宛青把杯子丢进垃圾桶，上了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