条路？”
江临没有立刻回答。他望着面前那碗杏仁豆腐，雪白、柔滑，上面缀着几粒枸杞，红如血珠。他想起父亲的话——
“你一出生，就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我在18岁以前，持的是外交护照。”
时念抬起眼。
“跟着父亲去过不少地方。”江临的目光移向窗外，落在胡同那棵老槐树上，“日内瓦、布鲁塞尔、维也纳、华盛顿、东京……”
他一个个数着，每一步都踏在父亲走过的路上。他跟在后面，循着那串脚印，一步也不敢偏。
“见过很多人，大使、参赞、部长、总统。站在父亲身后，听他们用英语、法语、德语、日语说着那些堂皇的话语——‘合作’‘共赢’‘双边关系’‘战略伙伴’。话都是对的，可听起来总像同一套台词。换个人、换个国家、换个场合，还是那些词。”
时念静静看着他。他从没对她说过这些。从未。她忽然意识到，自己其实并不了解他。相恋一年多，她以为自己懂他——懂他的羞赧、他的紧张、他接吻时紧闭的双眼、微颤的指尖、用力的拥抱。
但她不知他的过往，不知他走过哪些路，遇到过哪些人，更不知他是否也曾独自躺在异国的夜里，听陌生的语言从门缝渗入，如水如雾，像他永远也追不上的、父亲的背影。
“后来父亲问我，要不要走他的路。”江临的声线恢复了正常，“我说不想。他问我原因。”
他停顿了片刻。时念没有催促，只是等着。
“因为我不想做一个背台词的人。”江临转过脸，看向她。他的眼睛里是清冷、沉静，如深秋月光，让人无法忽视。
“父亲背了叁十年的台词。从一个国家背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场合背到另一个场合。在外人眼中，他是最出色的外交官——得体、从容、滴水不漏。可我知道，他回到家，解下领带，坐在沙发上，常常一言不发。不是不想说，是已无话可说。一整天的话，都说给了外人、上司、同僚、媒体。说完之后，面对母亲，面对我，他反而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我也不是不想走他的路。我只是怕，走着走着，就忘了当初为何出发。”
他拿起那碗杏仁豆腐，舀起一勺，没吃，又缓缓放下。
“高考，是中国最公平的制度之一。”他忽然说道，“无论你是谁的儿子，无论父亲是大使还是农民，坐在考场里，你面前的试卷是一样的。这不只是公平，更是——某种根基。中华文化为什么延续五千年？不是因宫殿更高、疆域更广，而是因为我们有始终延续的东西——从甲骨文到简体字，从《诗经》到白话文，从科举到高考——我们始终在用同一种方式，选拔同一种人。那种人，叫‘士’。”
时念望着他，像在看一个陌生人。这不是她认识的江临。她认识的江临，是那个会脸红、会颤抖、会说出“死都不要分手”的少年。而不是眼前这个坐在饽饽铺里，平静谈论高考、谈论文化、谈论“士”的人。
“外交官需要的不是语言。”江临说，“语言只是工具。工具可学、可换、可更新。但文化的底蕴不能。不懂《论语》的人，和中国人谈判时，恐怕连对方在骂他都听不出。没读过《史记》的人，与日本人谈历史，也掂不清‘倭寇’二字的分量。”
他顿了一下，直视着时念的眼睛。
“父亲说过，最好的外交官，不是最会说不的人，而是最能听懂对方‘为何这么说’的人。懂得对方的文化、历史、思维方式——然后，用对方能理解的语言，说出自己想说的话。”
时念忽然想起崔老的话——“你唱的是贵妃，不是妖精。贵妃的媚，流转在眼波之间，自有分寸。”崔老说的不仅是戏。他说的是分寸——何时、何地、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