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工作，基本没让妈操心和担忧过，轮得到你说？”
钟承山习惯了他人的附和与顺从，听到这轻蔑的口吻，气不打一出来，“我是你大哥，怎么轮不到我说，你现在这狗脾气都是妈惯出来的，逮着谁都发疯！”
兄弟同心，也最懂得说什么最诛心。
钟承河推了他一把，将人按在墙边，“钟承山你听着，这个家谁都有资格说我，唯独你没资格，你说我去国外过逍遥日子，说妈惯着我......”他用力捏着他肩膀，手背上的骨节咯咯作响，“你摸着你的良心说，到底谁才在国外过了逍遥日子，咱爸被划为右派的那几年，有时家里连顿热饭都没有，我他妈和爸妈在劳动改造所里被人使唤着干活，你他妈在英国喝洋墨水留学！”
“咱爸去世的时候，也是我陪着妈把尸体从野地里刨出来的！最苦最难的日子里也是我和妈相依为命熬过来的！”
说到往事，钟承河红了眼，近乎发狂的吼叫着，像是要把少年时代那些没能发泄的怒气一道发泄出来。
他们的父亲钟敬明年轻时曾与许多有志人士一同参与过新中国的建设，建国后也当了一位优秀的翻译家和外交官，继续为国家发展贡献精力。
一九五七年，政治圈内部开始出现“整风反右”的倾向，一九五八年反右运动越发被推到台面上，政治形势一片严峻，官场内部人人谨言慎行。
当时有些官僚的政见太过偏激，为了取得政治诉求，扩大了打击知识分子的范围，反右运动在上层人士之间闹得沸沸扬扬。
身为外交官的钟敬明接触的先进知识也更广泛，思想方面也比较前卫，加之性情刚直，不擅钻研官场人情，被当成了重点观察对象。
一九五七年夏，在参加某项思想对谈发言不久后，钟敬明隐约察觉到危机感，当时部分高校的学生也开始参与反右运动，为了避免这种风气影响到孩子的教育问题，他和妻子黎蕙宜再三衡量后，决定将长子送到定居英国的堂哥家留学。
一九五八年，钟敬明被正式划为右派分子，被强制遣送到干部学校进行思想改造，第二年终于可以和家人会面。
黎蕙宜在干校附近找了份工作陪着他，来年有了钟承河。
“你说我被惯坏了，你在国外读书的时候，我和爸妈在乡下修路挑水......”钟承河扯开衣领，露出肩膀上的刀痕，“这是为了给你抢生活费，我和人打架，被人家砍的。”
父亲在文革时期又被划为了走资派，处境更加艰难，被下放到了相当偏僻的乡村劳作，他和母亲没办法再跟去。
还记得某次过年时，母亲偷偷去当铺里典当了一只玉镯子，说要给钟承山寄生活费过去。
结果刚出当铺，就被街上游巡的人抓住，彼时只有十二岁的钟承河为了保护母亲和抢回钱，和对方大打出手。
那些屈辱和疼痛刻在伤疤里，成为内心深处难以磨灭的阴影。
“你知道妈的身体为什么这么差吗，也是当年留下的病根。”钟承河哽咽着拽住钟承山的衣袖，“你什么都不知道，你凭什么指责我？”
父亲最终没能撑过那个是非难辨的年代，死在了冬天的野地里，手里紧紧攥着写了千百遍的思想反省书》。
钟承河难以忘记那天他和母亲看到雪地里的那个瘦骨嶙峋且伤痕累累的男人时，内心有多震荡。
他印象里的父亲总是温和清俊的，笑起来令人如沐春风，有最温柔的目光和最温暖的怀抱。
可是雪地里那个男人，枯槁如柴，一双漆黑的眼睛直愣愣的望着天穹，曾经他的理想也如白雪般不染纤尘，无上高洁。
“钟承山，你以为你当了个高官，娶了个好家世的老婆，过得风光无限，是你自己的功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