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怎么你和他们差那么多呢？”
阮声笑一笑：“我应该也写个先锋一点的诗，然后站吧台上念，是不是？”
“文学的艺术没有音乐来得吵。”程问衍说。
包里厚重的书本和成沓没完成的评论作业硌着阮声的背，但他此刻愿意和程问衍在这里浪费时间。
车站的男人走过来，用英语问：“噢！在这里可很少见韩国人啊？”
近了，方才匆匆掠了几眼的脸便更清晰了。年轻男人的脸有着白种人特有的深邃，碎金色的头发，眉骨的线条很锋利，蓝眼睛弯起来，又显得格外亲昵。
阮声说：“我是中国人。”
“中国人？”男人笑出一口白牙，齐整得一看就知道它们经历过矫正器的约束，得以精准而科学地生长，“中国人不都拿着名牌包，穿着名牌鞋，坐进玛莎拉蒂，开往他们的小别墅吗？”
阮声想，确实，这是大多数华人，这其中有一个人叫程问衍。但你也许不知道，从中国东南之滨的海峡会往美国码头驶进一俩俩货轮，里头下来成群结队的黄种人，为了生计踏入异国他乡。
哦还有更穷的人，叫作中国留学生，为一个艺术学位，千里迢迢的从北京来到芝加哥，一块钱掰成三份用，这其中有一个人现在坐反了车，遇到了你。
“你住在这儿？”年轻人问。
显然不是。我可没枪。
原来自己见到的是个哑巴，横竖不说话，年轻人耸耸肩，不再调查户口，说：“好吧，我叫艾伦，你叫什么？”
阮声抬头看着艾伦的脸被冷白色的冷光勾勒出脸庞的轮廓，阮声已经很高，但艾伦还比他高一个头。
“我叫亚当。”阮声说。
艾伦，在芝加哥人口普查，随便一个男人都叫这个名字。
对于阮声礼尚往来的敷衍一个大众化名字，艾伦也没说什么，好像彼此都心照不宣地默认了这种情景下彼此都需要一个假名来蒙面。
手机又亮了一下。
阮声低头，不是程问衍。这教授居然还在追问他回到家没有。怎么，没有的话你要给我付车费吗？
“那我想——”艾伦拉长了语调，磁性的声音在空旷的车站响起，像有回音，“你是坐反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