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计工作重新逐步回到正轨，到了1985年，国务院才正式开始在中国探索实行sna体系，gdp的概念从此在中国的官方话语体系中出现，但当时主要的指标概念仍为mps下的“国民收入”，gdp仅仅作为一个附属性指标存在，一直到3年，国家统计局才取消了国民收入指标，gdp正式成为中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并迅成为社会熟知的热词。
在年，中国的gdp刚刚突破两万亿元人民币，但是从3年，即gdp正式成为核心指标的那一年开始，中国gdp持续五年每年都上一个万亿元的台阶，直到亚洲金融危机前的7年，中国gdp达到了744626亿元。与gdp的光荣与梦想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大国崛起”从话语领域进入国际政治的现实层面，以及每个人都难以忽视的物质生活的极大变化。
但是中国的gdp高列车在行进之中，始终没有摆脱轨道上那些恼人的障碍栏：人均gdp呢？社会公正程度呢？环境的牺牲呢？资源的过度开呢？收入分配的方式呢？人民的幸福感呢？甚至，gdp数据本身的可信度呢？
在曼昆的《经济学原，他引用了罗伯特?肯尼迪在8年竞选总统时激烈批判gdp的言论：(g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廉正。
对gdp的追逐带给中国的贡献不可抹杀，当前所谓的gdp反思，所需的只把‘唯gdp’中的这个‘唯’字去掉而已，g基础，没有它什么都谈不上，gdp也是一座桥，关键的是我们要知道桥那边通往哪里。
简单的说，就是走出增长主义陷阱，提升民众幸福感。如今的直辖市，虽然‘蛋糕’还没有足够做大，但要考虑怎样分这块蛋糕，也就是说要追求共同富裕这个理想。如今的直辖市是西部地区的增长极，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是城乡统筹展的直辖市，但是，现在的直辖市的形象并不符合这个地位。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城市化程度还很低，城乡差距很大。
城市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短时间内，至少是三五年之内很难有很大改观的。但是，减城乡差距，却是在短时间内可期的。减少城乡差距是城乡统筹的主要任务，而最直接的‘抓手’就是加大民生投入，并且向弱势群体和弱势区域倾斜。
如今的直辖市，民生问题很多，如环境、塞车、群众上访、平安、就医等问题。让民众告诉政府自己需要什么，政府按照民众的意愿去做，由此形成的结果，必然可以增进民众的幸福感。也就是说，政府要开始把施政目标从经济的高增长，转向民众的幸福。
诚然，对任何现代国家来说，一定的经济增长是必要而重要的，对中国这样的后国家来说，尤其如此。因此，政府采取一定措施，创造条件，推动经济快增长，也是完全可取的。
毫无疑问，从意识形态领先到注重经济展，gdp概念引入中国，在中国过去二十年的展中居功至伟。不幸的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社会展的主导意识过于倾向增长主义。各级官员似乎抱定这样一种信念：中国一切麻烦问题的根源就是生产力水平低下，那么解决这些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经济高增长，积累足够财富。一旦生产力水平达到相应高度，比如说，人均gdp达到多少美元，全部问题就都可以迎刃而解。
在这种信念支配下，经济增长被当成最重要的政治目标，由此形成一整套增长主义导向的经济、政治的政策组合。民众也在这套制度诱导下，以追求金钱、财富为唯一人生价值，物质主义甚嚣尘上。
当然，增长主义意识形态和政策组合确实挥了作用，它们在经济的自然增长之外，带来了常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