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但这也只能算作是对眼前形势的描述和判断而已，实际上，李中堂的这份奏折中真正的戏骨乃是紧跟在这段警世之言后的一句话——“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
“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又岂能以成法敌之？！”
林义哲喃喃自语道，一双黑沉沉的瞳仁里竟罕有的射出了几分癫狂！
不宜以成法敌之，那欲制强敌，又有何法？李鸿章自己在奏折中就给出了答案——“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穷则变，变则通！”林义哲缓缓地自牙缝里挤出这六个字，而一双手亦已是攥得紧紧的，“外需和戎，内图变法！”
李鸿章本人的睿智与远见自不必多说，单单是这“外需和戎，内图变法！”的八字国策，就足以使他远超同济——即便是到了林义哲所来的那个时代，中国所能选择的国策不也还是与之仿佛的“韬光养晦，有所作为”？
更何况李中堂的变法主张乃是同治十三年即1874年（在日本入侵台湾事件之后）所提出，莫说是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要瞠乎其后，那个自诩为“圣人”的康南海的变法主张的提出也还要晚上十余年……
尤为可笑的是，康有为还曾声称翁同龢乃是“中国维新第一导师”，这也当真有趣，翁师傅一生行事，唯有“败事有余”四字可以形容，此獠在康有为口中竟可为“维新导师”，也当真是贻笑百年！不过考虑到翁师傅和康圣人在功名心热与寡廉鲜耻上的一脉相承，康某人能做此等言行倒也是意料中事！
难能可贵的是，淮系之中，非只李鸿章一人能有“今日所急，惟在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的睿智明断及全力推动洋务事业的戮力前行。其余如刘铭传、张树声这前后两位淮系二号人物，亦曾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竭力推动国家变革——刘铭传早年即上书中央建言应修铁路、开矿山以推进洋务事业，受命出任首任台湾巡抚后更是在台湾岛内巩固海防、兴建铁路、广设电线、发展商务、抚番垦荒，建设新式企业，使台省之近代化成都几为海内之冠！
而曾在李鸿章因母丧丁忧守制期间署理直督，并以雷霆手段平定朝鲜“壬午之变”的张树声，更是请求朝廷在自强改革路线上摒弃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条，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度。张树声说：议会制度是西方强盛的根源。唯引入议会制，才能完成自强改革谋求国家富强的目的。这是大清帝国封疆大吏首次明确提议开设议会！
张树声在1884年病逝广州时，亦曾在其上给清廷的遗折中，发出了：“夫西人立国，自有本末。虽礼乐教化，远逊中华，然驯致富强，具有体用。育才于学堂，议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戍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噘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驭？”的质问和“圣人万物为师。采西人之体，以行其用”的谏言！
历史从来都是公平的。它在给予日本以发动“明治维新”的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乃至柳原前光等一代精英的同时，亦给与了中国以李鸿章为首的这一代在视野与行动上超越了时代的人杰。
但幸运女神却又异常冷酷无情的抛弃了中国，和同时期的日本那一代政治家们相比，李鸿章等人所能施展的舞台实在是太窄太小了……
“不过敢为天下么……”林义哲突然颇为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