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我先为上次我遗失皮夹时的事向他道谢，然后就进入了正题。
是否有办法让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继承遗产？白石先生回答说可以，只要有具法律效力的有效遗嘱，就可以做到，但是必须视法定继承人的意愿，才能决定是否能够将所有财产都由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继承。我的法定继承人是我的儿子和真，即使我留下相关遗嘱，他也有最多继承我二分之一财产的权利，所以只要他同意，就可以由浅羽母女继承我所有财产，或是绝大部分的财产。
聊完这些后，白石先生问我，我打算指定继承遗产的对象是否知道我的这种想法。我回答说，她们并不知道，他对我说，最好在遗嘱中写明，为什么会有这种考量，还说只要我儿子能够接受这样的理由，儿子很可能愿意放弃他的特留分。
虽然我们只见过一次，但白石先生很亲切。他应该很好奇我为什么打算让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继承遗产，却没有问我。不可思议的是，这反而让我想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他，而且我认为这也方便他指导我该怎么写遗嘱，最重要的是，也许我在寻找能够理解我当时想法的对象。之前在东京巨蛋球场发生的事，让我知道白石先生是值得信赖的人。
我对他说，想要告诉他一件事，然后就把至今为止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他。白石先生看起来很惊讶，我发现他的表情渐渐僵硬。
白石先生说，他已经充分了解状况，也能够理解我想要让那对母女继承遗产的心情，还说很乐意协助我。
只不过白石先生说，他不认同我的处理方式。如果我真心想要道歉，不应该在死后表达，而是要趁活着的时候向对方道歉。
因为我没想到他会说这种话，所以有点不知所措。白石先生说的话固然正确，但正因为我无法做到，才想到由她们继承遗产的方法，但白石先生无法接受，他说这并不是道歉，只是我在逃避。他可能越说越激动，语气也变得很严厉。
我很后悔不该找他谘询，也不该把秘密告诉他。我对他说，希望他忘了这件事，然后就起身离开了。
回到安城的家中后，我仍然忐忑不安，很担心白石先生会采取行动。因为我也把“翌桧”那家店告诉了他。
不久之后，我收到了白石先生写的信。他在信中长篇大论地写着无论如何，我都必须向浅羽母女道歉，还说他会协助我，甚至可以陪同我一起前往。
那封信充满了使命感和正义感，也很热血，但这种热血让我感到害怕。我开始担心，如果置之不理，他可能会自己去向浅羽母女说出一切，这种恐惧与日俱增。
白石先生看到我没有回信，几天之后，又收到了他的第二封信。内容和第一封信相同，但多了责备我的内容。他在信中说，目前已经取消了杀人罪的追诉时效，由此可知，我犯下的罪并不会消失。律师的工作是保护受到怀疑者的权利，但无法协助凶手掩盖罪行。如果要他做这种事，他会选择揭发罪行。
我焦急万分，认为这是他的最后通牒。如果我继续保持沉默，白石先生打算向浅羽母女说出真相。
我觉得自己必须阻止他。因为和浅羽母女共度的时光，已经成为我目前人生的意义。我知道白石先生说的没错，等自己死后再向她们说出真相是逃避，即使如此，我仍然不愿失去唯一的宝物。
十月三十一日，我下了重大的决心后，搭上了前往东京的新干线。我在车上一次又一次反复思考接下来该做的事，确认是否有疏失，没错，我当时就想要杀了白石先生，而且怀里也藏了刀子。
我在傍晚五点左右抵达东京车站，然后拨打了白石先生的手机。白石先生接起电话后，我说自己在东京，问他能不能见面。他说还有几项工作要处理，六点半之后可以见面，于是我们约六点四十分左右在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