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家庭这些年一直没放弃找孩子。全国各地的找。他们不敢停下来，休息片刻就会想，孩子是不是在受苦，是不是等着他们去救。他们不断地回忆那一天，孩子临走时说了什么，有没有留下什么线索。”
黄维琴只是复述着，就红了眼眶。
“奇怪的是，这些孩子们在失踪前没有经历什么特殊的，或者共同的事情。”黄维琴说，“凶手似乎是随机选定目标的。”
简岚问：“这些孩子都去过海边吗？”
“肯定都去过，芷海镇的孩子们几乎没有远离大海的，这算不上共性。”黄维琴说。
“他们有没有察觉到海边有什么不对劲？”
“不对劲？”黄维琴思索道，“没听我妈提到过。”
简岚难以从谢思明妹妹经历这一单独的事件中提取出明确的信息，而其他人提供的信息又很模糊。
这些孩子们到底为什么遇害？
“不过，说起来，受害的孩子们如果还活着，与我们应该差不多大。要说十年前的夏天，我倒记得一些事情。”黄维琴回忆道。
“什么？”简岚一愣。
她从没想过问还活着的孩子们。
是啊，这么多孩子被害难道没有目击者吗？
有一个黄云希，就不能有第二个、第三个吗？
“那年镇上讨论要不要开放旅游，和市里的旅行社签合同，让他们带旅行团到镇上来。但是旅行团要的抽成比例特别高，大家是挣不到钱的。 sy集团怕影响研发进程，反对得异常激励。
“我还记得这件事，是因为我妈是赞同的一方。我那时年纪小，但也记得，在邻居们都说她傻，挣不到钱的事还要去干时，她依旧据理力争。我不明白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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