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一段时间都会去看看她，或到银行，或到沪大，问问她的功课，谈谈银行业里的事。
就这样升到三年级，跨入 1933，大萧条开始以来中国人最困苦的日子开始了。
日本占了山海关，又占了热河。但国民政府说攘外必先安内，仅寄希望于国联向日本施压，使其自动退兵。日本对此的回应也十分干脆，那就是索性退出了国联。
与 1931 年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不一样，“抗日”似乎已经成了等同于共产党的标签之一。学生中间的激进分子少了许多，尤其是在沪大商科。
沈有琪一点都不觉得奇怪，戏谑地跟钟欣愉说：“此地本来就是一帮最实际的人，出来上学之前，家里爹爹姆妈都关照好了的，用功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毕业之后或者留洋，或着进大洋行，一级一级地升上去，领优厚的薪水，养一份人家。因为只有这样，以后才能住进租界里新造的石库门房子。家里蜡地钢窗，花园里铺草皮，种英国玫瑰。再生几个小孩。女儿从小学芭蕾和钢琴，儿子全都像西侨家里小少爷那样，穿海军领子反穿衣，背带西装短裤，及膝袜子和小皮鞋。长大以后，统统送进教会学校，讲一口好英文，然后再送出去留洋，回来大洋行里做事。”
钟欣愉听得要笑，却也觉得形象生动。现实的确如此，就好像一个永远不会停止的循环。
但对实事的议论却还是会有。
有一次，几个学生在课间聊天。
其中一个男学生抱怨外面的游行，说：“一个农业国家凭什么跟工业国开战马路上那些喊抗日的人，不过就是勒庞在《乌合之众》里说的群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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