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一直认为这件事一定与他当时做的案子有关，但笔记本上记录的最后一件案子却根本不是 1920 年的事。
那上面明明白白画着一条时间线，从“1908 年，北京东交民巷汇丰银行，夏与阳”，一直到“1914 年，天津租界，关庆东报案”。
年份一下子又往前推了那么许多，地方更是远得不相干。唯独“夏与阳”这个名字用红铅笔圈了几圈。
欣愉看着，好像想起什么，一径往前面翻。
找到 1912 年那部分，其中一页上描了个小小的方印，蓝钢笔墨水褪了颜色，线条也晕开了些，但还是能清楚地看见阳文楷书的四个字，“夏与阳印”。旁边还有铅笔写的两条批注，一条是“0623 号证物支票丢失”，紧接着的另一条写着“同案疑犯楼小琼身亡”。
名字对上了。但给她留下印象，让她翻回到这里来的其实并不是这个印章，而是同一页上的另一行字——1912 年，上海钱业公会，叶少钧。
“叶少钧”三个字同样用红铅笔画了圈。
其他人也许看不出来，但知微可以确定，这两个圈有一样的力度和弧度，经历了一样的岁月，褪去了一样的颜色与光泽，是同一个人用同一支笔在同一天画下的。
一定是有意思的。
欣愉想到了工部局公众图书馆。听女校的先生讲，那里存着历年的报纸，上面关于英美租界的新闻也许会有对这两件案子的报道。
那时，女校已经复课，是知微仿了舍监的笔迹，替她填了出校门的单子，走很远的路，再乘电车，到开在福州路菜场楼上的图书馆里去。
虽然当时工部局图书馆已对华人开放，但读者大都是西侨，馆藏的书籍也都是英文的，报纸更是仅限于大美、字林西报与大陆报几种。近一些的年份是装订成册的原件，摆在免费的阅览室里。更久的已经给制成了幻灯片，需要缴会费，去档案室的一个机器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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