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目睹和遭遇到一个又一个战友的离去和牺牲，尤其是排长张飞的牺牲，顾一野患上了轻微的创伤后应激综合症，情绪出现了很大波动。
战后六个月来，我和童冰一直在野战医院当志愿者，照顾伤员，协助医生治疗。
当志愿者很苦，但是一想到张排长的去世让顾一野那么痛苦，我就想：多救助一个人是一个人，这样，那些伤员的亲朋好友就不会那么悲伤了。
我时常听着那些战友跟我讲述他们的故事，我还唱歌给那些伤员听，抚慰他们恐惧的心灵。
有些士兵重伤致死，我也为之难过，但可能那份难过只有顾一野的十分之一。
在医院，我深刻体会到了战争的残酷。我时常在想，要是没有战争，没有伤痛、流血牺牲，那该多好。但那是不可能的。
我也经常去看顾一野，给他换药，送好吃的。他不与我多说话，好几次只是抱着我哭。
在一次照顾伤员中，我见到了高粱，大家都以为他牺牲了，但他福大命大，还活着。我告诉了南征，她跑着去见了他。
回到部队后，我们都在处理战后的事情，努力积极起来，打算重振旗鼓。
一天，顾一野跑了几十公里路来找我。
一野，你怎么来了？我疑惑地看着他。
这时纠察队的人路过，发现了我们，但知道我们刚从前线回来，活着回来不容易，就放过了我们。
我来谢谢你，没有你，我们回不来。
我好笑道：高粱跟你说什么了？
不管高粱跟我说了什么，这几个月我对你不理不睬，连句慰问的话都没跟你说过，我混蛋！
好了好了，我原谅你了，夜里边凉，我帮你把衣服披上。我边说边给他披衣服。
不想看到了他后肩的伤疤，我轻轻摸着他的伤疤，他察觉到了，对我说：吓着你了。
还疼吗？我问他。他摇摇头。
我们并排坐在石阶上，说了很多话，都是关于战友、战争的话题。
说着说着，我们一下子伤感起来，好久没哭的我，也红了眼。
顾一野捧起我的脸，用他的指腹，一下一下地擦掉我的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