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得耶律隆绪的礼遇。他乘机分析和解的利益与对抗的恶果，建议两国举行谈判，萧太后和耶律隆绪被他说服。于是由王继忠写信给赵恒，透露辽帝国的弹性态度，赵恒遂派遣代表曹利用前往辽军司令部磋商。
当赵恒到达澶州之后，曹利用也从辽军司令部返回澶州。辽帝国坚持要索回上世纪（十）九五九年被后周帝国夺取的瓦桥关（河北雄县）以南的“关南地区”包括莫州（河北任丘）、瀛州（河北河间）赵恒不肯接受，他希望的是没有损失的和平。但是辽帝国后卫部队已对莫、瀛二州开始猛烈攻击，危在旦夕，如果陷落，辽帝国的条件势必更苛。于是赵恒表示，关南地区不可以割让，但宋帝国愿每年向辽帝国进贡，作为补偿，派遣曹利用再往谈判。萧太后、耶律隆绪正占优势的时候，当然不肯让步，但曹利用提醒他们母子：“和解不成，只有战争。中国现在是一个统一的帝国，不像分裂状态下的后晋政府。我们皇帝又亲自督战，士气激昂，你们未必一定胜利。而且未帝国进贡，是把整批财宝直接送到陛下手中，而战争掠夺，只便宜了将士。”
这些话正确地分析了事态的真相，结果议定宋帝国每年向辽帝国进贡银币十万两，绸缎二十四万匹。两国代表对天盟誓，签订和约，这就是有名的“澶渊之盟”上世纪（十）之前的货币，还是以钢铁铸造的“钱”为主，以一千个钱为一“缗”（贯、串）缗是最高的计算单位。本世纪（十一）两个条约所载，白银已成为主要货币，“两”已成为最高计算单位。这种改变，一直使用九○○年。到二十世纪初叶，才再改为以“元”为最高计算单位。
宋帝国向辽帝国进贡，显然大失面子。但是，两国对抗，最好能把敌人消灭；如果不能，那么就只有忍气吞声跟它做朋友。长期的缠斗不休，再强大的国家都会因精疲力尽而瓦解。以当时形势，和解实是最明智的决策。这是一次长时间的和解。从○○年代一○○四年起，到下世纪（十二）—一二二年为止，凡一百一十九年。自八世纪中叶安史兵变，使沉沦在混战中二百余年的黄河以北大平原上的中国人民，初次得到安定。
一一九年长期和平中，并不是没有争执。争执经常发生，但都由谈判解决。最大的一次争执发生于四十年后的四十年代一○四二年，辽帝国再度提出关南地区的要求。那时宋帝国正被新独立的西夏帝国连连击败，结果增加每年进贡数量，共银币二十万两，绸缎三十万匹。
二宋帝国立国精神——苟且偷安任何新兴的政权，初起的时候，都会有一段时间具有相当强大战斗力。只宋帝国不然，它一开始就高度疲惫。同样是中国人，在唐王朝黄金时代，生龙活虎使山河动摇。可是一进入宋王朝，却成了病夫，不堪一击。
赵匡胤是后周皇帝郭荣的亲信，被认为绝对不会叛变的将领，然而他终于叛变。他自己的故事使他警觉到部下的所谓忠心，并不可靠。要想根绝叛变，不能单纯的寄托在部下的忠心上，唯一的办法是不要为别人累积叛变的资本。所以他定下原则：不让大臣有权，万不得已时，也不让大臣有权过久。假如有权的人所掌握的权都只是暂时性的，就无法作大规模行动。这可从下列的宋王朝中央政府组织形态上，观察出来：这个表只列出中枢三个机构，另外“尚书省”、“门下省”、“九寺”跟唐政府组织
一样，仍然存在，不过都属于辅枢，地位并不重要。中枢三机构并不总隶于宰相，而是分隶于皇帝。宰相只在理论上统摄全局，但除非奉有特别命令，否则他不能过问枢密院（军事）或三司使司（财政）的事。这是预防政治领袖跟军事领袖或财政领袖结合的重要措施。
不但如此，政府各单位首长，跟他所主持的单位又完全不发生关连。像中书令，名义上是中书省的首长，事实上中书令只是一个高级官衔，他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