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抹嘴巴，一挥袖子，十足的义薄云天：“上车！”
给柳叔分了些应急的钱财，我们便在春日町分道扬镳。他一路再向北去，我们则拐个弯儿就到了。
翌日，我去四平街的顺吉丝房找邹绳祖，扑了个空；又到他的宅子去寻，仍不见着；最后只好上小盗儿市场，问了李四。
顺吉丝房歇业一月有余，一些个伙计都回了老家。抗日胜利，奉天的日资企业亟待整顿，却迟迟等不到政府接盘。失业的工人望穿秋水地等着、盼着，可是如邹绳祖这般尴尬的身份，却是不招人待见。有些忘恩负义的竟放话说，从前为了糊口，不得已放弃了国之大义，而今再不会糊涂下去，助长“卖国邹”的气焰。好像自己是个为五斗米折腰的大英雄——然而据我所知，邹老板可不姓“周”，与整日埋在鸡窝里的那位没半点儿关系。
不过，这些言语可以理解。过往的十来年里，除了向日葵，底层没人物亲日。此刻大家又都成了后羿的后裔，连带对向日葵愈发红眉毛绿眼睛，瞧来瞧去瞧不上眼。曾经教书先生都再不教司马光的“唯有葵花向日倾”一诗。而又因前一句是“更无柳絮因风起”，遂不敢提谢道韫，连带着《世说新语》也烂在了肚子里头。只可惜“司马光砸缸”的典故家喻户晓，三岁孩童亦可讲得头头是道，教书先生总有些清高风骨，弯不下腰将这朵“葵花”安在别人头上，只好每每将司马光一言以蔽之。又由于太妇孺皆知，因此也没人质疑他的教学方法。
李四挺壮个汉子，搁我面前一把鼻涕一把泪道：“咱老板没随着老板娘去日本避风头，可留下来，出门就被那帮不讲理的打了一顿，脑袋上呼啦家剌了老长一道口子！只有我鞍前马后地伺候着，才稍稍缓过来些。可我也上有老下有小，没时间天天盯着，唯恐他再有个什么意外。您说他也没干过啥伤天害理的事儿，凭啥无缘无故就挨了打！”
我没吭声，心想你家老板贩卖鸦片，这还不叫伤天害理？
李四讲究忠义，倒叫我高看一眼。我打断他的哭诉，问道：“那他现在搁哪儿呢？”
他说了个地址，竟也是南城，只是更偏郊外。李四道：“依先生，老板对您上心极了，请您务必要帮帮他！”
“这话不用你说，我还能闭上眼睛任他挨打？”我说道，“你现在回家了，他有人伺候着没？”
李四道：“上周从上海来了一位姓白的小姐，带了两个丫鬟，大包小裹的像是来投奔。现下正住在一起。这话本不该我当下人的多嘴，可孤男寡女的，传出去了，叫人家咋看！”
我心里有了谱，又有了一颗看热闹的心。三言两语敷衍过李四，一路奔向南城。想着这位白小姐真是情深意重，孟姜女在世，竟从上海千里迢迢追来了奉天。邹绳祖而今需要她家丫鬟照料，暂时无法摆脱，伤好之后，又因着一份恩情，还不是白小姐说咋地就咋地。邹老板精明了半辈子，临到头来，却拿捏在一位跋扈小姐手上，真是笑死我了，哈哈哈哈！
去南城，我特地没绕过太太和大姐。只是太太动作快，住所已无人居住，倒叫我松口气。她若是在，我也只敢在墙头做贼似的偷摸扒一眼，看看她的样子——刘国卿是块效力强大的鸦片，我离不开他。
大姐的院子倒是还有人住的迹象，宽敞的台阶旁花团锦簇。我只?了一眼，便听到动静，似是有人出来，便慌不择路地跑到东边，靠墙上喘匀了气，扭头一看，是大姐家的五丫头和六丫头。俩人手拉手，各啯着一颗麦芽糖。我只来得及听六丫头说了一句“我让小舅给我带了头花回来”，俩人便走远了。
回来的路上，我还跟刘国卿嘀咕，让他去北平办完事儿之后，顺路去趟天津，代我看一眼叔公，打听下小弟的下落。这会儿却从六丫头嘴里听见“小舅”，还说他“回来”——他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