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所施加在我身上的羞辱？”他再次重复她的话，下意识地照着他工作中养成的习惯，言不由衷地点了点头，“安娜，我很高兴，你居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过，现在这一点已经无关紧要了。最可怕的日子已经熬过去了。至于离婚，坦白说吧，倘若我曾经不同意的话，那也是出于对你迷途知返的期望和为了挽回这个家庭而做的努力。既然一切已经无可挽回，老实说，现在我也不反对离婚了，倘若我能够顺顺当当地离成婚的话！”
“您这是什么意思？”安娜无法忽略他说到最后时，语气里带出的那种隐隐的咬牙切齿般的样子，于是问道。
卡列宁并没有作答，只是再次往后靠了靠，仿佛在考量着什么。
他想起最近一次，他去拜访律师时的情景。
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他仍不由自主，感到深深的厌恶。
那位律师是彼得堡著名的一个律师。他们之前并没有打过交道。不幸的是，对方不但知道他的名字，甚至，似乎也听说过发生在他身上的那桩丑闻。虽然，既然决定去拜访律师了，就意味着他已经准备让别人知道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那件丑闻。但现在，根本不用他开口，对方居然就已经知道了——尽管那个律师装出一副刚刚听说的深表同情的样子，但凭了多年职业生涯培养出来的那种敏锐直觉，他知道对方在装腔作势。之所以装不知道，只不过是为了照顾自己这个客户的那点自尊心而已——这个认知让他感到心头仿佛再次被一柄看不到的重锤给狠狠砸了一下。极力忍耐着那种想要立刻夺门而出的巨大羞耻之感，他才没有转身离开。而接下来，律师的答复更是让他感到灰心丧气。
卡列宁的记忆力可算过人，所以，当时的情景和那个律师说过的原话，他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根据我国的法律，”律师说道，“允许离婚的有下述情况：夫妻任意一方有生理上的缺陷，分离五年音讯不明，或者，”他的眼睛里露出一种令卡列宁感到十分厌恶的兴致勃勃的神气，“就是通
。丈夫或妻子与人通。我想对于您来说，生理上的缺陷应该不存在的吧？”
问这个的时候，律师的视线飞快地瞟过他大腿上方的部位，用带了点暧昧的怀疑神色，接着说道，“也不是分离而不通音讯，对吧？那么，就剩通。”
“对于通来说，不外乎以下情况：夫妻一方与人通，犯罪的证据经双方承认，或者未经承认，证据是非自愿提供的。对于后者而言，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律师改用一种怜悯的目光悄悄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名字如雷贯耳、时常出入冬宫的大人物，见他依旧面无表情，仿佛一尊没有半点活气儿的泥雕木胎，“事实上，”他小心翼翼地说道，“对于您这样身份的人来说，出于宗教戒律和社会影响的考虑，离婚是要转到教会处理的。毕竟，离婚这种事儿，在现阶段并不算普遍。而大祭司神父对这类事情，是要追根究底盘问清楚的，以免将错误的裁决施加到任何一个无辜者的头上。在盘查中，您可能需要提供确凿的证据，比如您妻子与人私通的信件，倘若没有，也可以叫上证人……”
在律师终于讲完这一篇冗长的关于离婚手续的解释后，卡列宁道了谢，答应倘若需要，他会再次去找这位律师。
离开事务所的时候，事实上，他就知道自己应该不会再次踏进这里一步了，至少目前不会。
在他好不容易熬过先前的艰难处境，现在，那种强施在他身上的耻辱感也终于变得不再那么血淋淋般尖锐的这个时候，让他为了离婚再次站到教会的裁决席上，去一句句回答那些令人难堪的提问，把他自己根本就不愿意再回想一遍的过往再次彻底暴露在别人的眼皮子底下？
他忍不住打了个寒噤。猛地抬起眼。
“关于离婚，目前我不能应允